中国历史记载往往是以封建帝王活动为中心的，视中原为正统，周边为蛮夷，同时，又重文抑工，不重视科技文化的记载，受此观念影响及过去研究历史记载的局限，过去人们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黄河流域，形成黄河流域为中华民族文化唯一之源的概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以及地下考古的局限，中国青铜起源问题一直没能很好的解决，从考古资料看，商周青铜器数量那么多，这么多青铜器的铜是从哪里来的，很长时间国内外学者争论不休。解放后，经过考古界的努力，先后发现了郑州二里岗商代早、中期青铜文化，用事实说明了中国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发展序列，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自然发展的。并且从形制，到合金成份，到铸造技术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铸造铜器的那么多铜料是从哪儿来的。一部份外国学者(包括国内一些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青铜文化是外来的，是从西方传来的，理由是中国境内没有找到铜原料产地。甚至有人认为殷墟青铜器在我国的突然出现，突然繁荣，不是中国的发明创造，是接受了外来影响，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武断地说，中国青铜术是由西方传入的。中外学术界虽有不同看法，但由于考古工作成果的限制，没有古采冶铜遗址的大量发现，因而拿不出确凿的资料。
美国一位考古学家卜蒲(Pope)曾当面向郭沫若提出：中国末发现采铜和冶炼、制造技术资料，他断言中国青铜器是从西亚、波斯引进的。其后，郭沫若在其《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说青铜冶铸技术从中国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这在当时，郭沫若也只是凭借零星不全的史料记载而做的大胆推断。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认为：“安徽沿长江的山区必然有古铜矿存在。”（马承源：《中国青铜器》1988年版）而历史终于以事实证明了郭沫若的推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铜官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井巷施工中，曾发现过大量的古铜矿遗址和遗物，只是限于当时人们对文物的认识，并没有保护起来，也没有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长江流域科学考古工作有了重大发现，随着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被发掘，大量的采冶铜遗址和青铜墓窑陆续被发掘，其后又发现全国六大铜矿都是在古人开采的基础上扩大开采的。与此同时，铜陵铜官山铜矿历史也不断地被展现，尤其是金牛洞古采铜等一大批古采冶铜遗址被发现，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考古学术价值引起专家的重视和研究的兴趣。铜陵与其他古铜遗址一起，用铜铸的历史证明了中国青铜文化是中国人独立建立的。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还中国青铜起源以真实的面貌。
随着青铜文化起源面纱的掀起，也改变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枝独秀的“正统”局面，逐渐形成了青铜文化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理论。不少专家著书立说，均肯定的指出：我国采冶铜的历史源于包括安徽铜陵的在内的江西、湖北、四川一带，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长江和黄河一带，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源的摇篮。
铜陵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古采冶地，在中国青铜采冶史和青铜文化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具有突显的位置。
铜陵境内古铜矿遗址上历代遗存古炼渣初步估计现存总量约有200万吨左右，若按1：15的铜、渣之比推算，至少已生产了10万吨以上铜料，古铜矿的规模及地位可见一斑，它当之无愧是我国先秦时期南方重要的铜产地之一，它的发现对解决中国青铜原料来源之谜具有重要意义。
铜陵自商周开始采冶铜，历时唐宋元明清，三千年不曾有大的中断，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是各地古铜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
铜陵古采冶铜遗址不仅具有点多、面广、历史悠久的特点，而且其生产力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具有沿袭性、广泛性、多样性和配套性等特点，铜矿开采冶炼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显然是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若将各处遗址简单的排列一下，本身就是一部地方冶金发展史。因此就它的学术价值而言，它是中国古代铜业生产技术水平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冶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我国著名矿冶考古专家华觉明先生这样评价铜陵：
“铜陵地区的古矿规模更大，年代跨度又长，从商周到唐宋一直是采铜冶铜的中心。铜陵在古代全国所处的地位，我想大概就象今天的宝钢、鞍钢一样，举足轻重。如果说湖北的铜绿山是古荆州的铜都，那么铜陵毫无疑问是古扬州的铜都，并且规模更大。”
铜陵，地处皖南西北部，与江淮地区隔江为邻，先秦时期曾为淮夷和百越人活动地区，依照习惯说法，归属吴越文化范围。铜陵目前发现的青铜器大多数来源于墓葬和窖藏，部分采自矿冶遗址，数量有100多件。这些铜器大体可分为生活用具、乐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等几大类， 不但品种繁多，工艺精美，而且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年代上早到商代前期，多数为春秋至战国阶段，文化面貌上既有与中原青铜文化相同的因素，又有吴越铜器所特有的南方风格，还有一些则反映强烈的皖南土著文化色彩。先秦时期，铜陵为吴头楚尾，先后归属于吴、越、楚，又与淮夷文化仅一江之隔，地理位置上处于南、北文化的交汇点，故青铜文化面貌较为复杂，有多方面的特点。
从形制、纹饰和铸造工艺看，铜陵县西湖镇出土的商代饕餮纹爵、 饕餮纹斝 以及铜陵县顺安镇出土的边体兽足甗、铜陵县钟鸣镇出土的兽面纹大鼎等，和中原作风基本一致，其中爵、斝的壁范过足包底，底部丫形铸缝，器物纹饰多以器足为界而对应成组，器形一般庄严浑厚，纹饰工精致，这些都与北方风格无异，尤其是商代爵、斝同中原同期类形器相比毫不逊色，由于铜陵是重要的产铜地，与中原地区是有交流和联系的，皖南青铜文化成熟期与中原是接近的。
铜陵青铜器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少与淮夷文化相一致，如铜陵出土的几件甗形盉与淮夷地区妯土的同类盉如出一辙。1978年江淮地区庐江出土的西周龙柄盉同铜陵钟鸣镇出土的西周龙柄盉形制一样，鋬曲长，鋬顶端也为一龙首状。另外，肥西、舒城、怀宁等地也相继出土过类似铜陵的甗形盉。史载商代晚期商王多次伐淮夷，迫使一支淮夷败过江南定居，联系到在铜陵地区一些古文化遗址上采集的一些陶片，如鬲足、罐、盆、甗以及石铲、石斧、石簇等，也有不少同淮夷文化基本一致，由此可见，铜陵地区先秦青铜文化同江淮文化同江淮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铜陵出土的称秦青铜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与南方吴越铜器有着较大的共性。如1971后在铜陵火车站出土的鸟形纽盖鼎，平盖上塑一鸟，双目炯炯，昂首直立，造型生动；钟鸣镇出土的西周龙柄盉，曲柄项端呈龙首状，两眼圆睁，府视盉口，造型突出器皿用途，设计新颖，一改中原铜器雄浑凝重的风格。另外铜陵出土不少青铜纹饰上也明显有别于中原铜器，如窃曲纹被分解或简化，云雷纹当作主体纹饰，鸟纹华美繁缛，工艺纤细，绳纹、弦纹普遍使用，器目多作绳状等。尤其是有一件浅盆式春秋蹄形鼎，腹饰重纹在一周连接处突然改为折线纹，这种随意性强烈表现。
铜陵出土的春秋中晚期铜器，还有不少地方与楚器械相似，受楚文化影响较大，特别是在兵器方面，如铜剑扁茎无格，两“从”份凹收成血槽，铜戈长胡直内，狭长援，锋端呈三角形，这些都与楚兵器相似。吴王馀昧十一年（前516年）楚复伐吴，战于鹊岸，春秋《左传》又载：“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吴人败诸鹊岸。”鹊岸即铜陵县鹊头山一带，距铜陵县城北十里。春秋时期，楚与吴国多次在铜陵一带争霸，势力已达到皖南大部，其文化对皖南冲击很大，南方铜器的融合统一，也就由此开始了。
饕餮纹爵和饕餮纹斝（商代）
1983年月12月出土于狮子山区西湖镇墩村，是铜陵，也是整个皖南地区迄今发现的两件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爵为直壁平底，菌形单柱，柱顶饰涡纹，三角锥足，腹部饕餮纹，上下一周连珠纹，经弦纹作界栏，饕餮纹以鼻梁为基准线，两边为对称的目纹，通高23厘米，流到尾长18.9厘米。斝为筒腹、口外侈，双菌状柱，柱顶饰涡纹，平底，三角锥足，腹部上下各饰一周饕餮纹，上下对称，共三组，通高33厘米，口径18.1厘米，腹径13.8厘米。爵为饮酒器，一般前面有饮酒的流，后有尾，中有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间有柱。斝为盛酒器，兼可温酒，圆口，有鋬有流。与爵常常组合在一起使用，西周早期以后，这两件器物逐渐消失。
这两件青铜器从纹饰到器形，都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爵和斝基本相同，年代都为商代前期。值得注意的是，两件器物的表面都呈铁锈色，显然是含铁较高，这和铜陵出土的铜鼎、编钟等青铜器都为铁锈现象相吻合。铜陵矿体中的铜矿石含铁品位比较高。再联系到铜陵境内众多的古铜矿遗址和出土的铸铜石范来看，说明就是当地所铸。由此看来，铜陵地区的青铜文化最迟在商代前期就已产生，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
龙柄盉（西周）
1979年出土于铜陵县钟鸣镇，为西周时期器物。这件龙柄盉上部盆形敞口，颈部饰一周变形窃曲纹，下部鬲形三袋足，曲柄仰起，顶端为龙首，双目圆睁，俯视器口。器高18.2厘米，口径12.6厘米，柄长18厘米。整个器物构思巧妙，造型别致，一改中原青铜器雄浑凝重的风格，给人以清新、活泼的愉悦感受。
除西周龙柄盉外，铜陵地区还出土几种甗形盉，时代属春秋中晚期，在形成风格一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兽足弦纹甗
1991年出土于铜陵县顺安镇，甗、鬲连体，中间无箅， 侈口，长方形双耳立于口沿。甗口高大腹深，腹饰雨花弦纹，鬲分档三柱足，足饰兽面纹由有两道箍形圈饰。甗高35厘米、鬲高26厘米、口径31厘米。该甗同河南洛阳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甗形制相似。
鸟纽铜盖鼎（春秋时期）
1971年出土于铜陵火车站基建工地。通高27.1匣米、口径13.9匣米，球腹蹄足，腹饰蟠虺纹和弦纹，并有对称两扉楼间隔，环形双耳，耳作双角兽面。鼎盖中央伫立一鸟，圆眼尖喙、双翅并拢。全器造型生动活泼、构思巧妙、一改中原庄严厚重的传统风格。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铜熨斗（唐代）
1991年11月，铜陵市文管所征集。长柄圆斗，斗为平底敞口，内径11.5米，柄长26厘米，斗与柄连接处为葵形花边。
四喜铜娃（清代）
清代。一对活泼可爱的娃娃系着肚兜，一手拿着芭蕉扇，一手紧握金元宝，呈现出调皮嘻闹的神态，欢乐祥和的气氛。经过巧妙组合，两个娃娃转化成四童戏耍，意趣盎然，惹人疼爱。在静态中，通过孩童腿脚的屈伸，给人以动态之美。无论是上是下，是左是右，你从哪个角度观赏，孩童或立或卧，或背或对，相互构成四个完整的戏耍孩童，这正是此吉祥物的独特和妙趣所在。据清乾隆史书载，在当时婚嫁礼俗中，“四喜娃娃”以“喜神”供养，可见人们对“四喜娃娃”的崇尚和喜爱。古代男子有在腰间悬挂各种饰物的习惯，或是一种装饰，也有避邪趋利之意。该物当为饰物。“四喜娃娃”原器铜质锃亮，铸造精致，造型准确牛动，纹饰细腻精美，尤其是娃娃肌体丰满，眉日清秀，双耳硕重，福态稚嫩，反映了古代设计制作工匠的智慧和技艺。
现依原样放大，成为铜陵市区铜雕塑之一。并开发成有铜陵特色的铜工艺品。
铜陵拥有悠久而完整的采冶铜历史，不仅有足够的史料予以记载，境内众多的古采冶铜遗址、丰富多彩的出土青铜文物更予佐证，因而形成了古铜都的历史文化基础。铜陵为中国冶铜历史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也为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类在寻找石器时认识了矿石，在烧制陶器时发明了金属冶炼。原始的冶铜术为古代冶金技术奠定了基础，冶金技术的发展又为运用青铜制造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武器提供了条件。金属的使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远古时人们对铜的认识首先是从天然铜开始的。天然铜也即纯铜，也称为红铜，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很纯的铜金属形态。但天然铜十分有限，为了社会活动的各种需要，铜的消耗是很大的，要得到足够的铜，必须通过矿冶炼才能得到铜。
长期以来，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古代的统治中心，出于种种需要，京都附近有许多铸造作坊，制作精美的青铜礼器、酒器、乐器、兵器。现代考古也不断地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其中不乏辄数百公斤的庞然巨器，而中原地区到今也不曾发现过可满足中原地区需要量的古采冶铜遗址。如此众多的铜是从何而来呢？
中原地区需要得到南方的铜，大致有三种方式：武力掠夺、进贡和贸易。史书上记载得最多的是以武力征伐，掠夺铜原料，也包括攻伐连接南北之间输铜地带的淮夷地区。
据《尚书·禹贡》记载，南方荆、扬两州是重要的铜产地，曾“厥贡惟金三品”，北输中原。荆州，即今两湖地区及江西大部；扬州，即今安徽淮河以南至江浙等地区。这两个地区横跨我国著名的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其中湖北大冶——九江地区为上部，贵池——铜陵地区为中部，这两块地区产铜历史悠久，至今仍为我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
在西周金文中有关周王朝用兵征伐荆、淮夷，掠金、俘金的记载屡见不鲜。有关淮夷的铭文有：周初《蔡侯鼎铭》曰：“蔡侯获巢，俘厥金。”《仲偁父鼎铭》曰：“仲偁父伐南淮夷，孚(俘)金”。《师寰簋铭》曰：“征淮夷，……俘吉金。”《曾伯簠铭》曰：“克狄淮夷，印(抑)燮繁汤，金道锡行”。古人称铜为金，“俘厥金”、“俘吉金”。“俘金”均指掠夺铜料。淮夷居住在淮河中下游地区，其地与皖南隔江相望。上述铭文记载表明，周王朝用兵淮夷除了征服目的之外，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打通掠夺江南青铜原料的“金道”，《诗·鲁颂》曾载：“幜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诗中的“南金”，实际上也是指经淮夷之地北输中原的南方铜料。有关伐荆的铭文《过伯簋铭》有记载，曰“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宝尊彝”。上述有关铭文表明，西周时期荆、扬两地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铜料来源地区，先秦时期荆、扬两州一直是我国重要的铜产地之一。
商代时铜陵属扬州，是这一地区重要的产铜地。铜陵目前虽未发现早于西周的遗址，但已发现铜陵在西周时期已具有采冶硫化铜的生产技术水平。按冶金发展规律，要使用硫化矿之前，一般应有使用氧化铜矿的萌芽期和发展期，因此，它的上限绝不仅始于西周，理应有更早的遗存。《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厥贡惟金三品”，已经出产铜贡往中原。铜陵曾出土过一件青铜爵和一件青铜斝，都是商代遗物，而且从器物含铁量较高的特征判断，当为铜陵本地所铸。是产铜历史始于商代的间接证据。
铜陵木鱼山遗址中的铜炼渣，经炭C14测定，年代距今2885±55年，树轮校正年代3015年，相当于西周早期，这是铜陵西周时期采冶铜的实物证明。
汉代铜陵先后属丹阳郡春谷县．陵阳县管辖。汉代朝庭在铜陵设置了铜官，主领丹阳郡冶铜事，设铜官镇（在今铜陵县五松镇）。铜官山由是得名。汉代丹阳产铜号称“丹阳铜”，又以其质纯而称为“嘉铜”、“善铜”。汉镜有铭文曰：“汉有嘉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且明”、“新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至此，铜陵境内铜矿的开发，逐步走向兴盛。
南朝刘宋时，皖南置有梅根冶，《太平寰宇记》载：“铜陵县有铜山（即今铜官山），在县南十里，其山出铜”，“自齐梁之代为梅根冶以烹铜铁。”
唐朝在铜陵地区设置了义安县，县治在今顺安镇，属宣州。唐代铜陵采冶铜业日渐兴盛，攻山取铜，达十万之众。《元和郡县志》称：“铜井山，在南陵县西八十五里，出铜；利国山在南陵县西一百一十里，出铜供梅根冶。”
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改义安县为铜陵县，属升州。铜陵县设置后，即将县治由顺安镇移至铜官镇。
北宋铜陵县改属江东路池州。《嘉庆重修统一志》记载：“铜官山……宋置利国监。”利国监专司冶铜。池州境内的永丰监为当时全国的四大名监之一。据《贵池县志》载，永丰监岁铸钱二三十万贯，神宗元丰时，最多达四十四万五千贯，折合今铜360—540吨。其规模之盛，可见一斑。
明朝时铜陵县属池州府，直隶于南京。《明太祖实录》卷77载：“洪武初年……池州府采铜十五万斤。”时人邱浚说：“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可见，明代的采铜业有些衰落了。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当时采铜技术解决不了深井通风、排水、照明、矿石提升等问题，不足以开采埋藏较深的铜矿。因此，待地表较浅而且铜品位较高的铜矿开采之后，官方采铜就渐渐停止了，虽有民间采铜.但规模已不如昔。整个满清一代未见官方采铜记载，从实际情况考虑，在封建社会铜矿采冶活动除官府经营外，也不排除民间违禁私采铸。
目前皖南沿江地区初步考古调查已发现古代铜矿遗址近百处。这些古代铜矿遗址主要分布在沿江附近的贵池、青阳、铜陵、南陵、泾县，繁昌等七个市县境内。其中大多集中分布在属铜陵所辖的铜官山、狮子山、凤凰山、铜山等地区，形成若干个中心矿区．一般每个矿区附近有各个时期的遗址一二十处，范围在数十至上百平方公里左右，构成一个规模巨大的铜矿遗址群．根据文献记录，我们能够了解它的历史发展脉胳。皖南铜矿大规模的采冶活动最迟从西周时期就开始了，经历春秋、战国、秦、汉、六朝、唐宋等历史时期，延续时间长达3000多年，经久不衰，为国内同类遗址所罕见。铜陵古代铜矿发展史几乎伴随着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铜矿的规模和延续年代而言，铜陵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古铜都。
以铜为主的金属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之一。青铜的冶炼和铸造，不仅表达了一定水平的技术和技艺，更表达了一定的生产组织和生产规模，因此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代表。以铜为主的金属工具的问世，冶金技术和金属制品的广泛应用，同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的自身。
历史学家对历史时代的划分，也通常以当时人类使用的工具来区分。当人类还是以石器为主作为工具时，称之为“石器时代”，当人们开始以青铜制作工具、武器时，历史学家就称为“青铜时代”。世界各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期不尽相同，技术发展的道路也各有千秋。我国在公元2000多年原始公社制解体时期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它经历了10多个世纪，相当于夏、商、周、春秋时代。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衰亡相始终。商代之前和商代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了一些青铜器，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之后，商代时期形成了中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在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世界高峰。出土的大量商代、周代铸造的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兵器，以及大量的生活用具、礼器，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其中青铜器的杰作——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已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这些足以反映商代后期中国青铜铸造的卓越技术和宏大的规模。
春秋末期，中国冶铁技术有了很大突破，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至秦汉时期，在武器、农具方面，钢铁逐渐取代了青铜。青铜时代做为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铜冶炼和铜器制作业并没有因此衰落下去，相反，在更多的领域继续得到纵深的发展，贯穿于我国整个文明史而形成自具特色、丰富多彩的铜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