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铜陵市素有古铜都之称，两年一届的中国青铜文化博览会已举办过八届。今年是铜陵建市50周年，10月中旬，铜陵市举行“第九届中国青铜文化博览会暨铜陵建市50周年庆典”大型纪念活动，还请了黎明、韩红、潘安邦、苏永康、徐怀钰、许如芸、梁静茹、沙宝亮、马郁等歌星。我应邀参了加此次活动，活动照例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市里强势推出长江之滨的“南部生态山水花园式城区”大通镇。以前我们对大通镇的了解就是那里的许多家以鱼为主的餐馆，食者如云。通过几天的参观和了解，大通的“生态立镇、旅游兴镇、工贸强镇”的姿态已展现在我们面前。

 

    活动期间，组织我们参观了大通镇和悦洲的江豚养殖基地和大通老街，如今的古镇遗存的断壁残垣还可以看出当年的繁荣景象。

    镇党委丁书记算是“古镇通”了，通过他有声有色的介绍，大通作为千年古镇的辉煌历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通古名澜溪，建镇已近千年，历代为重要的经济关卡，因水路便捷，盐业繁荣，使古镇名蜚中外，和悦老街，流金淌银，建有“三街十三巷”。在清末、民国初期，绽放出清明上河图般的繁华景象，后因川军“焦土抗战”和日军飞机轰炸而逐渐萧条。

大通以“镇”面世，现存史料中，始见于宋代诗人杨万里《舟过大通镇》一诗。由此上溯，“镇史”可约近千年。明代洪武三年(1370)，这里已设有巡检司、递运所、水泊所等经济检查机沟。同时设有“水驿”。它与县内另一古镇顺安的“临津驿”同为当时朝廷在全国各地设置的一千六百多处水陆邮驿中的两处。然而，大通和悦洲作为近代沿江流域重要商埠的形成，还是起始于清代咸丰年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其间经历了近百年螺旋式发展的兴衰史。

    1853年以后，清政府为了对抗太平军溯江西进，在大通设驻了“大通水师营”，隶属长江水师提督。清廷水师是由曾国藩一手筹办的，故当时屯驻大通的清兵，多为曾国藩的湘军。同年七月，太平军在西征途中，攻克大通。月余，太平军转战离去，湘军复占大通。时至同治年间(1862－1874)，太平军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了下去。清政府变大通江防要塞为经济关卡，在和悦洲建立“盐务招商局”，统辖和督办沿江数省的盐务。建造起富丽堂皇的盐务管理机构和与之相适应的高级财政税收机构。机构内，清廷要员云集；江面上，兵船游弋，监督护航。至此，上下来去的大批盐船、盐商，频频涉临和悦洲，验照，纳税，待风起航。一时间，大通港湾内船桅如林，一河两岸商店人口爆增。街市熙攘，人流滚滚，灯火通明。昔日雄踞江关的军事要地，随着盐务的兴起，百业随兴，终于演变成一座初具规模的繁华商埠和重要港口。

    由此不难看出，清廷军事防务的加强，太平军与湘军的几经拉锯相持，尤其是庞大的盐务机构在和悦洲的设立，乃是大通这座江岸古镇在近现代史上人口增多、商业经济隆起的首要因素。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掠夺的魔爪伸进了沿海沿江一带的经济重镇，更是他们兼并、抢夺的重点。清光绪二年(1876)，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在拱手割让了大片国土、城市之后，依据《中英烟台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和驻泊码头”，把大通也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从此，英、美、日等国的商品，开始输入大通市场，工业原料从这里被廉价掠夺走。大通原有的封建自给自足型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同时也促使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地区的出现。竺兰舫的振通电灯公司等民族工业也开始产生。民族工商业在外商外资的挤压下，不得不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以求生存。大通和悦洲的工商业、手工业，正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进一步地扩大和发展。出现了当时沿江流域不多见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城市色彩，以致博得“小上海”之称。

    历史进入民国初期和抗日战争前夕(1917－1934)，这种发展的势头愈演愈烈，商品流通量不断加大，人口越来越多，以致形成一种高密度畸形繁华的社会形态。仅弹丸之地的和悦洲，市镇建设出现了拥有三(条)街十三(条)巷的密集街市建筑群。国民党政府一年要从大通地区拿走厘金税一亿一千多万元(银元)；大通总商会每月收取两岸各商店的费用款达一万二千多银元。税费如此之高，其商品销售额与货币流通量之巨大，可想而知。到了这个时期，一大批拥有巨额资金的商号、银楼、钱庄，以及经销各类中外商品的商店和公司，相继在大通和悦洲涌现。其它各种大小行业、乃至青红帮和黑社会，鱼龙混杂，应有尽有。

    当时知名的大商号有：隆昌、陆润记、森昌、茂昌、仁昌、义昌隆、森茂等十余家，大多经营油糖纸张的批发业务。其中青阳人宁子谊开设的隆昌号，资金高达三十万银元。其它商号的资金，至少都在五、六万和七、八万银元以上。“草”字头(万元户)人家，在当时的大通，已不惊人。

    早在清同治四年，就有戴氏的利丰银楼开业。继而出现有：丹凤银楼、宝庆银楼、天宝银楼、庆和银楼、宝成银楼相继开业，一时银楼遍布。银楼经营金、银买卖和手饰加工。其它如宝华、宝霞等中小银匠店尚不在列。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都先后在大通设有分行。钱庄有九家：徽州人李辉庭(人称李老辉)盐务起家，最先开办起“利和钱庄”。另有麻丰、怡大、立成、同和、江远、立丰、升大、厚余等八大钱庄。

    在和悦洲各种作坊、商行林立。大关口二街，仅蜡烛坊就有三、四十家之多。爆竹坊、酱园坊、织布坊各有数十家。从清末至抗战前，两岸米行多达二十多家。水果行八家，大型轿行四家，木行三家，柴炭行数十家。分布在大通池塘河畔与蛤蟆宕一带的织布坊群，织布机声日夜交相炽烈，隆隆不绝于耳。

    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人口日益增多，各类服务性行业随之纷纷兴起。那时通和两岸，仅管吃管住的酒楼茶社、大小旅馆、客栈，就有一百余家。著名的酒楼有醉雅轩、六品轩、龙江馆、乐陶园等，高级旅馆有万花楼、潇湘馆，大戏院等四家，两岸浴室九家，七家在和悦洲。这些服务场所常年爆满，座无虚席，客流盈门。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大通和悦洲“鼎盛”时期的繁华情景。然而外在的繁华却掩盖不了这个社会的内在实质。主宰大通经济命运的中外资产阶级官僚富商们，发财之余，还不能只满足于吃喝，他们还需要夜生活。于是各种下九流的烟、赌、娼，以及黑社会团伙，也必然地跟着在两岸沉渣泛起。构成一幅十分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缩影图”。

    大通能由一个普通的江岸小镇，和悦洲能由一个荒凉的沙洲，发展为连成一片的商业巨埠，除了上述历史的经济的原因外，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

    大通背负龙山，面对大江，江心有和悦洲阻缓江流，江上有羊山矶屏障阻风，既宜停泊船只，又能保障安全，形成来往船只泊岸的理想栖息之所，长江下游的天然良港之一。早年，皖南山区，铁路不通，公路甚少，小道崎岖，交通不便，徽州山区和邻近各县经商运货，大都从大通港进出口。加之佛教圣地九华山与大通相距仅三十八华里，作为圣地入口处的“头天门”，就在大通江岸不远处的“大土阁”，因而下江一带进谒九华山朝圣者，乃至香港、泰国等东南亚回国朝九华的华侨香客们，均要一一途经大通。过往行人增多了，大通的名声越传越远。久而久之，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客商以及远居海外的侨胞，许多人那时甚至只知道大通的盛名，而不知“铜陵”何地。

    和悦洲原名“荷叶洲”，最初是一片荒凉的沙洲，遍地芦苇丛生。早期驻洲的渔民，居住在低矮的棚户内，草房毗连，火灾连年不断。清廷水师提督彭玉麟来洲检阅水师时，为了消灾，对洲上的十条巷子，均以三点水旁的字题为巷名。即：江、汉、澄、清、浩、泳、潆、洄、汇、洙。意在以水克火。后来的三条巷子，人们也效此取名为河、洛、沧字巷。统称“十三巷”。据说，把荷叶洲改名和悦洲的也是彭玉麟。意在生意人应和颜悦色，方可兴盛。从这点也可证实，和悦洲开始有经商活动，由来已久。

    千舟引渡，货物如山，大通和悦洲确实有过一段兴盛繁华的历史。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里也确曾出现过大上海十里洋场上的“艳景”。如果从清咸丰元年的一八五一年开始算起，到抗日战争爆发，其间计约经历了八十多年的生发。但由于推进这种发展的主动权不是为人民所掌握，以致特定的历史条件，虽然造就了它的一度特有的繁华，新的历史条件又使它必然地从繁华走向衰败。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政府的盐制改革和税收上厘金制的撤销，是大通和悦洲工商业衰落的前奏。顿时，官僚富商们在大通赖以升官发财的两座“金山”，相继“飞”走了，他们还呆在这个江心孤岛上干吗?只得纷纷离开这里，去寻觅新的生财之路。交通事业的发展，芜宁铁路和皖南各地公路的通车，也使得大通口岸的货物吞吐量大大减少。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的炮舰由江上开进了大通港，连连轰炸。驻守在大通的国民党四川军的头头们，早已对这里的万吨食盐，如水的黄金白银梦寐以求，唾涎三尺。为发国难财，他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毁灭大通。这伙人联合地方的恶势力，在掠夺了全部库存食盐、抢足了大批的金银财宝后，为隐匿其罪行，便借“焦土抗战”之名，一把大火，把和悦洲的三街十三巷化为灰烬。冲天大火，整整燃烧了一月有余。兵匪们烧毁了房屋还，连大街小巷火后冗存的墙壁也给一一推倒。据说是从中搜找商民们藏在夹壁里的银元。至此，和悦洲仅剩下“圣公会”、“卍字会”、“法华庵”和三家洋人房舍，余皆一片瓦砾。大通镇当时主要的繁华在和悦洲，和悦洲一经毁灭，这个曾经名噪国内外一时的千年江岸古镇，随之一落千丈地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