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庙会简史初探

一

　　 探索顺安三月三古庙会的历史，一定要与古铜都的矿冶史联系起来。因为古庙会的由来，就是为了适应古矿冶工程应运而生的。据考察，顺安周边大片矿冶遗址，早期的始于商周，最近的也是唐宋遗存。早于唐初，这里的矿冶与古镇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了。朝廷在铜陵设置了铜官，专管采矿冶铜，在顺安建立了“临津古驿”，使之成为沿江江南的交通枢纽。古镇与矿冶双方为了发展的需要，相互加强了联系，主动开始了关于庙会的前期酝酿。经过两百多年的培育发展，至唐末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宣州南陵县(顺安时属南陵)，为适应矿冶的发展和加强管理，决定把矿冶基础较好的工山，安定、风台、归化、丰资五个乡划出来设立义安县，县治仍沿袭侨置的定陵县旧制，设于顺安。至此，酝酿已久的顺安三月三古集市庙会，瓜熟蒂落，正式诞生。
　　 古庙会诞生以后，经过五代至北宋末期，大约有两百三十多年。这段时期，是古铜都古矿冶的鼎盛时期。也是早期古庙会的最好时期。每逢庙会，集市上“金银铜铁锡，生姜老蒜麻”买卖非常兴隆。文化更是活跃，尤其是宗教和民俗文化。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宋代名相王安石来顺安访友、讲学，面对古庙会的繁华景象，触景生情，想起了他在京都汴梁(开封)为相时的“金明池”大街，提笔赋诗：“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居然把“金明池”大街与顺安古庙会相提并论、相互媲美。足见当时的庙会，确实是相当繁华。这期间，古庙会的特点，主要是把古铜都古老的青铜文化通过庙会集市这种形式，与矿冶经济、农耕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传承和弘扬青铜文化的早期结合，是我古铜都珍贵的文脉和历史年轮。它不仅填补了青铜文化非物质传承的遗产宝库，也是铜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南宋以后，铜陵的经济基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矿冶经济急剧衰落。大背景主要是南宋小朝廷一隅偏安。具体到铜陵也还有铜陵的原因：一是民间矿冶，长期无计划逐富矿采冶，富矿矿源日趋枯竭。二是大量伐木烧炭冶铜，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水旱之灾不断，终至大批停采停冶。但是，此时经过唐贞观之治，宋王安石变法和长江水道的开发，农耕经济普遍兴起。由于此时顺安三月三古庙会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代代相传，深入人心，早已成为顺安周边广大农村民间的传统节会之一，所以每至农历三月初三前后，春耕大忙、“青黄不接”之际，四乡农民都自动前来赶集，主要是交易农副产品，购置耕牛农具，“迎春耕，度春荒”。古庙会虽因矿冶经济衰落，受到影响，但由于农耕经济的兴起，仍很热闹。不过内容方面，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以“金银铜铁锡”矿冶经济为主的集市，正逐步让位于“稻梁菽、麦黍稷、马牛羊、鸡犬豕”的农耕经济。庙会的面向，转向“三农”(农村、农民、农业)，矿冶经济退而居其次了。
　　 这段时间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适应经济基础变化，悄然转轨农耕。“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二是经济上强烈依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上坚持春种秋收，男耕女织。意识上则反映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但是生命力却十分顽强，“年年有个三月三，赓续绵延到如今。”

三

　　 古庙会虽然历史悠久，但其影响范围，明清以前，始终只在长江中下游、沿江江南一带，是一个地道的互通有无的民间集市庙会，直至清代，顺安凤凰山及周边所生产的中药材“丹皮”，因质地优良而远销上海、广州，出口东南亚、日本。这时候，不仅民间药商纷至沓来，就是外商买办，也都问津铜陵。其最基础的交易点就是顺安，最基本的市场就是三月三古庙会。由于“凤丹”兴起，商贸介入，晚清的古庙会相当兴盛，非常红火，曾有“小天桥”之称，民间有个传说，讲清康熙年间，后宫嫔妃流行妇科病，皇家太医用东汉名医张仲景的“六味地黄丸”治疗，疗效极佳。皇帝得知其配方六味之一的牡丹皮———铜陵“凤丹”最佳，于是派来了太监，住在顺安临津驿，专门征购“凤丹”。皇家权威，岂同小可，一夜之间，“凤丹”就名扬天下。这虽然是个民间传说，但并非“空穴来凤”。凤凰山的“丹皮”确实是名符其实的国药瑰宝，至今不仅享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且与全国110多家生产“六味地黄丸”的厂家保持直接经常的联系。古庙会这段时间的特点，乃是“凤丹介入，商贸兴起”，其经验主要是“节会活动必须适应经济形势，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一成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用现在的话说：“改革、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

四

　　 建国以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古庙会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有较大的丰富和提高。文化方面，如民间文艺发掘，专业团体采风、科学普及讲座等。经贸方面，如物资交流会，产品展销会、评比、挑战、竞赛等。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也未中断过。
　　 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更使古庙会旧貌换新颜。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政府出面，企业主办、旅游观光、城市友好；招商引资、学术研讨，形式越办越多，规模越办越大，直到近年省主办、市承办“青铜文化节”、“青铜博览会”。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庙会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对于传承、弘扬古老的青铜文化，支持城乡建设，巩固工农联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功不可没。

庙会的“牛市”与“铜陵牛歌”

　　在古铜都顺安三月三古庙会上，有一个牛集市。这个牛市历史悠久，大约兴起于南宋时期，在沿江江南一带很有名气。每至阳春三月庙会期间，牛市开市。远近买牛卖牛的农民都来赶集，一般都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放牛的。他们来一是管放牛，二是逛庙会。牛市是庙会上最大的“行市”，交易额第一。每当夕阳西下，牛市日市收场时，集市不远的“羊湖”放牛滩，就集聚了数不清的牛和放牛娃们。因为是庙会，放牛场就自然成了放牛娃们对歌斗歌的大舞台。此时此刻，这里歌声一片，此起彼伏。演唱的牧童兴高采烈，围观的群众拍手欢呼，为胜利者加油，给落败者打气。牛歌中虽然有些“见风挂牌”的歌词比较粗俗，但山野童声，却是非常悦耳动听。成为三月三庙会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观。
　　 说起牛歌，尽人皆知，就是农村放牛娃们到山野湖滩去放牛，为了结伴来回，用歌声吆喝呼应，邀约同行，和在放牛滩上放牛时，嬉戏对歌(斗歌)“见风挂牌”、信口演唱的歌。牛歌是放牛娃们是嬉憩劳作中须臾不离的，既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情感的充分表述。是一首地道的江南农村童歌。始于何时，现已无法确切认定。但是从历史上看，沿江江南是以农耕为主的。有耕就有牛，有牛就有牧，有牧就应该有牧童和牛歌。早在唐代，诗人杜牧就在他的代表作“清明”诗中，写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宋代诗人雷震也在他的“村晚”诗中写有“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由此可证，唐宋时期，牧童牧歌也已相当盛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顺安区文化站干部(也是三月三庙会负责宣传文化方面的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发掘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民间文化艺术的指示，抓住庙会牛市的机遇，对牛歌进行了初步挖掘，主要是选词记谱。
　　 1956年，安庆地区举行民间文艺会演，县里要办节目选拔演出，顺安文化站，便从顺安区农村物色了两名放牛娃，一男一女，男的名江世林，时年只有十四岁，女的名叫吴慕珍，时年刚到十七岁，经过整理排练，定名为“铜陵牛歌”，以顺安区政府的名义，报县演出，获选参加安庆地区会演。这是历史上牛歌第一次从放牛滩走上了城市舞台。不料一经演出，便赢得了一致好评，获得多种奖项。次年又被地区选送参加“安徽省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更是一鸣惊人，著名作曲家时乐蒙称之为“汉民族人民的天才创造”。大会评奖委员会授予节目发掘奖、优秀节目奖、整理奖和演出奖。“铜陵牛歌”这颗被长期掩埋的民间艺术珍珠，通过三月三庙会的发现、发掘、拭去尘埃，竟然光彩夺目。
　　 “铜陵牛歌”1959年首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录编入“安徽民间音乐”(第二辑)，1962年又被上海戏曲学校收录编入“民间音乐简谱视唱教材”，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铜陵牛歌”便成为省、市、县文艺团体的保留节目，和许多人民广播电台(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选播节目。
　　 经过十年动乱，至1978年，省歌舞团首先带头献演了“牛歌”。“铜陵牛歌”的传承和发展工作，重又活跃起来。1985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收录了“铜陵牛歌”设立词条，并摘举歌谱作例。1992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将“铜陵牛歌”收入新编“县志”。现行小学二年级上学期音乐课本，将“铜陵牛歌”收录编入作为小学生教材。2006年“铜陵牛歌”被列为首批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5月又成为安徽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项目。“铜陵牛歌”能如此普及弘扬，与顺安三月三庙会牛市的发现、发掘、传承、发展是分不开的。

王安石与顺安三月三

　　在古铜都，如果说唐代“诗仙”李白对五松山情有独钟，留下许多诗文，是一大人文景观的话。那末，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名相王安石，则与顺安三月三古庙会的情结更深，留下的遗迹，诗文和轶事更多，更是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荆公缘何来铜陵
　　 宋代名相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江西临川人。他缘何来到铜陵顺安的呢? 明嘉靖铜陵县志载：“在叶山灵窦泉侧，宋王荆公微时(即年少未中时)与新安王澥、邑人胡叔才居此读书。其堂即胡氏所筑，名逢原。”这里所说的“邑人胡叔才”，即顺安新桥人胡舜元、宋嘉祜四年(公元1059年)进士、官至翰林院著作郎，与王懈、王安石年青时是莫逆之交。胡家系当地的名门望族，非常有钱。其父在晃灵山、灵窦泉侧筑了一所书堂，供他们读书之用。当时，他们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即著名诗人王令(江都人，字孝逢原)不幸去世，为了纪念王令的英年早逝，遂将该书堂取名为“逢原堂”。三人在此读书，“日同砚，夜同席”，亲如兄弟。后王安石拜相，封荆国公，该书堂逐改名“荆公书堂”，毁于元代，现存遗址，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有标识。 逢原堂(荆公书堂)距顺安集镇不远，信步只需个把时辰，夜深人静，鸡犬相闻。加上是寺庙所在地，善男信女，来往颇多，幽径直达，交通相当方便，这就给寓居在此读书的王安石等经常逛顺安，特别是赶集逛庙会，提供了方便条件。
　　 荆公来铜陵，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与铜陵迄今为止最大的官员，北宋“知枢密院事”(宰相)盛度是世交。盛度(铜陵石洞耆，今天门镇人)比王安石年长五十一岁，盛当宰相时，王刚中进士，王任宰相时，盛已告老还乡。但是盛度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曾任州县官吏，后官至都员外郎)私交甚厚。特别是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益在江宁(今南京)因病去世，此时盛度已辞相任江宁知府，对王安石遭此变故，极为关怀，亲自登门慰问。对孤儿寡母多方照顾(见王文公文集876—877页“祭盛待郎文”)，由此可以认为，王安石来铜陵顺安，虽然主要是由于胡舜元的友谊，但与盛度的世交，应该也是因素之一。
　　 二、犹忆荆公在顺安
　　 初步考查，王安石大约于十九岁，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来铜陵顺安大明寺逢原堂读书，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离开，前后有三个年头。步入仕途，就一直没有再来了。三十四年以后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定居江宁(南京)至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去世。这十年期间，王安石经常旧地重游，来铜陵游山逛水，讲学访友，仍寓居于大明寺“荆公书堂”，和顺安临津驿。
　　 王安石微时与晚年，两度来顺安，留下了许多遗迹，诗文和轶事。遗迹有逢原堂(荆公书堂)、灵窦泉、大明寺(均微时读书所在)、临津驿(临津街)(多次寓居处所)、荆公柳堤、葛仙杏林(经常游览的景观遗址)。诗文有长诗《逢原堂》、《挽胡舜元著作郎》、七绝《临津驿》、《灵窦泉》，散文有《送胡叔才序》、《祭盛侍郎文》等。所有这些，都与顺安三月三集市庙会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都是古铜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人文景观。

作者单位：铜陵县教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