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耿宏志的《銅陵民歌》
听耿宏志先生讲述《铜陵民歌》，我的感受是既惭愧又喜悦。之前，我只知道《铜陵牛歌》，是因为2006年《铜陵牛歌》入选首批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我们的新闻媒体作了大量的宣传。却不知除了这首《铜陵牛歌》外，我们还有50余首较为完整且为铜陵所独有的号子、山歌和小调，这些民歌还赢得了著名作曲家时乐蒙先生、雷振邦先生的高度评价。这真是一场满怀喜悦的聆听，耿宏志先生以一个老艺术工作者的专注和热情，以他个人亲历及充满情感体验的讲述，让身为铜陵人的我，仿佛一下子触摸到了乡风民俗的根源，内心里沛然涌出的是对故乡文化瑰宝天然的亲近和温暖的怀想。
因为懂得，所以珍惜。我记得作家黄复彩先生说过：他一直不忘记少年耿宏志坐在大通俱乐部门口弹月琴拉二胡的情形。可以想见，自小喜爱音乐长大后又从事文艺工作的耿先生，对植根于铜陵乡土的民间歌曲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理解并热爱着铜陵民歌。因而他在讲述中亦说亦唱，声情并茂，自始至终融入强烈的个人情感，尽情表达着铜陵民歌是值得骄傲的，是铜陵宝贵文化遗产的心声。比如他精心选择了一首《丝线歌》唱着开场：“一条丝线牵过河，哥买个梳子妹梳着，梳上千万遍妹也不嫌多，（我的哥哥）。……”这首曲调缠绵又流畅的小调，耿先生说让上世纪五十年代来铜采风的雷振邦先生格外欣赏，并据此改变成电影《刘三姐》里“花针引线线穿针哪，男儿不知女儿心”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应该说，这样的开场一下子就撩拨着听众的故园情结，让我们情不自禁被耿先生牵引着去寻译铜陵民歌的魅力所在。
我们都知道台湾民谣《卖汤圆》，却不一定知道铜陵民歌《卖欢团》，而欢团，我黄毛丫头时最爱吃的糕点———做成圆形的炒米糖，现在也只是一个甜蜜的回忆了。耿先生借这首《卖欢团》来阐明铜陵民歌的歌词艺术，实在是主讲人与聆听者在情感上的深度契合。一个卖欢团的小伙子与一个偶遇的村姑之间的对唱，十一段四十四句歌词，讲述了一个饶有情趣的故事，人物形象的呼之欲出，情节的起承转合，修辞的信手拈来，色彩的朴实清醇熔于一炉，耿先生说这首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钟仓和平一带采集的民歌，其歌词的艺术性完全值得我们为铜陵先民的智慧而骄傲。我亦认为这首《卖欢团》要比《卖汤圆》在歌词艺术上不知要高上多少倍，内涵之丰富简直就是一幕小戏呢。
在聆听耿先生着重介绍《铜陵牛歌》时，我庆幸自己曾在不同场合听过民间歌手或专业演员们不同版本的演唱，犹记得第一次听唱时心里头蓦然涌起的暖暖的感觉。当舒缓、悠扬的羽调式“哦啊唻哦”吆喝声起时，我的眼前立刻出现的是牧童们吹着竹笛，横坐水牛背上，从东村西庄聚集到山野草滩的情景；牛儿在水潭“打冷”（冲凉），活泼的放牛娃在嬉戏打闹中对起了山歌，这时演唱速度加快：“什么团团呐 团上天啰？什么团团呐 在水边哟？什么团团呐 长街卖哟？什么团团呐 姐是姐面前哦？”天真机智的歌词，欢快幽默的旋律，总是让我忍俊不禁；最后又回到“哦唻唻哦唻唻唻哦”的羽调式，在缓慢的歌声中，牧童们骑着青牛，踏着夕阳，回到炊烟袅袅的村庄。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共有五种调式即宫、商、角、徵、羽，分别以1、2、3、5、6五个音为主音。耿先生说，《铜陵牛歌》最主要的特点，即他认为最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四度五度转调，在民歌中十分罕见；二是角调式，这只有民歌中有，但很少，作曲家没有人敢于用3为主音来创作。因而，在1956年安徽省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上，原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领导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的著名作曲家时乐蒙先生，对《铜陵牛歌》的曲式、调性大加赞美，称之为“汉民族人民的天才创造”。
除了《铜陵牛歌》，耿先生还介绍了几首比较经典的铜陵民歌，有现存最早、最完整并且能够确认是铜陵人创作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十字歌》；铜陵号子的代表作《舂米号子》；爱情小调《我俩有心怕什么》；反映铜陵乡间送秋活动的风俗歌曲《送秋》等。我儿时的家就在铜陵的长江边上，江边搬运工人那一领众和，即兴创作的劳动号子，至今想起仍让我血流沸腾。所以当耿先生在铜陵乡间的砻坊里，目睹人力推拉碾磨脱壳制米，“呵哼呵哼嗨”的号子跌宕起伏，“哈！咝！哈！咝！”的气声和着节奏时，他的感觉与高尔基《母亲》里母亲听到歌唱时“被歌词和音响所容纳不下的那种力量所征服”的感觉毫无二致，对家乡的情感使耿先生发出“我们《舂米歌》的衬词比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来，毫不逊色”的骄傲之言。聆听此言，我的眼窝竟忽地一热。
我想，对于铜陵民歌，单凭老文化人的激情讲述是远远不够的，即便申报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还是不够，《铜陵牛歌》又有多少铜陵的孩子会唱呢？耿先生不遗余力地将祖先留下的好东西捧给我们看，但如何将这些无形的好东西再经过我们的手捧给儿孙们看呢？我觉得这好比养花，与之适应的土壤是对花儿最好的保护，我们的铜陵民歌同样需要生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