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地处皖南西北部，与江淮地区隔江为邻，先秦时期曾为淮夷和百越人活动地区，依照习惯说法，归属吴越文化范围。铜陵目前发现的青铜器大多数来源于墓葬和窖藏，部分采自矿冶遗址，数量有100多件。这些铜器大体可分为生活用具、乐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等几大类， 不但品种繁多，工艺精美，而且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年代上早到商代前期，多数为春秋至战国阶段，文化面貌上既有与中原青铜文化相同的因素，又有吴越铜器所特有的南方风格，还有一些则反映强烈的皖南土著文化色彩。先秦时期，铜陵为吴头楚尾，先后归属于吴、越、楚，又与淮夷文化仅一江之隔，地理位置上处于南、北文化的交汇点，故青铜文化面貌较为复杂，有多方面的特点。
      从形制、纹饰和铸造工艺看，铜陵县西湖镇出土的商代饕餮纹爵、 饕餮纹斝 以及铜陵县顺安镇出土的边体兽足甗、铜陵县钟鸣镇出土的兽面纹大鼎等，和中原作风基本一致，其中爵、斝的壁范过足包底，底部丫形铸缝，器物纹饰多以器足为界而对应成组，器形一般庄严浑厚，纹饰工精致，这些都与北方风格无异，尤其是商代爵、斝同中原同期类形器相比毫不逊色，由于铜陵是重要的产铜地，与中原地区是有交流和联系的，皖南青铜文化成熟期与中原是接近的。
      铜陵青铜器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少与淮夷文化相一致，如铜陵出土的几件甗形盉与淮夷地区妯土的同类盉如出一辙。1978年江淮地区庐江出土的西周龙柄盉同铜陵钟鸣镇出土的西周龙柄盉形制一样，鋬曲长，鋬顶端也为一龙首状。另外，肥西、舒城、怀宁等地也相继出土过类似铜陵的甗形盉。史载商代晚期商王多次伐淮夷，迫使一支淮夷败过江南定居，联系到在铜陵地区一些古文化遗址上采集的一些陶片，如鬲足、罐、盆、甗以及石铲、石斧、石簇等，也有不少同淮夷文化基本一致，由此可见，铜陵地区先秦青铜文化同江淮文化同江淮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铜陵出土的称秦青铜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与南方吴越铜器有着较大的共性。如1971后在铜陵火车站出土的鸟形纽盖鼎，平盖上塑一鸟，双目炯炯，昂首直立，造型生动；钟鸣镇出土的西周龙柄盉，曲柄项端呈龙首状，两眼圆睁，府视盉口，造型突出器皿用途，设计新颖，一改中原铜器雄浑凝重的风格。另外铜陵出土不少青铜纹饰上也明显有别于中原铜器，如窃曲纹被分解或简化，云雷纹当作主体纹饰，鸟纹华美繁缛，工艺纤细，绳纹、弦纹普遍使用，器目多作绳状等。尤其是有一件浅盆式春秋蹄形鼎，腹饰重纹在一周连接处突然改为折线纹，这种随意性强烈表现。
      铜陵出土的春秋中晚期铜器，还有不少地方与楚器械相似，受楚文化影响较大，特别是在兵器方面，如铜剑扁茎无格，两“从”份凹收成血槽，铜戈长胡直内，狭长援，锋端呈三角形，这些都与楚兵器相似。吴王馀昧十一年（前516年）楚复伐吴，战于鹊岸，春秋《左传》又载：“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吴人败诸鹊岸。”鹊岸即铜陵县鹊头山一带，距铜陵县城北十里。春秋时期，楚与吴国多次在铜陵一带争霸，势力已达到皖南大部，其文化对皖南冲击很大，南方铜器的融合统一，也就由此开始了。